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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0099章:全民大讨论,苏良返京(求月票)

    翌日,天刚蒙蒙亮。

    三司使王尧臣的奏疏便呈递到了垂拱殿。

    昨晚,他看到苏良那句“数日之赋,堪比足年”,激动得一晚上都没睡好觉。

    不当家不知柴米贵。

    自真宗皇帝封禅泰山、赏赐百官后,大宋的财政便开始捉襟见肘,出现了危机。

    当下,大宋的财政收入主要有田赋(因分夏、秋两季征收,又称两税)、杂税(经制、折帛、身丁钱、役钱等)、专卖收入、商税收入、官田收入等。

    宋的财政收入并不少。

    太宗期便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,两倍于唐室。

    太宗之后,财政收入更是稳步上升,至庆历年间,财政综合收入已然破亿。

    但这种财政收入的与日俱增,并不是大宋强盛的征兆,而是对民间折变加征、横征暴敛的结果。

    大宋,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!

    军费、官吏俸禄、皇室费用、祭祀、赏赐、岁币等……

    每一样,都让三司不得不量入为出,精打细算。

    钱不够,便变着方式从百姓手里抠,但现在已经抠不动了。

    而今,商贸之税已与田赋同等重要。

    王尧臣听到齐州这种促进商贸繁荣的方式,自然甚是支持,此举能为三司解燃眉之急。

    于是,他在奏疏中向赵祯请求:可在全宋范围内开展类似齐州的招商之法,令地方主官招商,促进多州商贸发展。

    赵祯看过后,将奏疏放到一边,拿起苏良的奏疏又看了一遍。

    他也很心动。

    国之财力,代表的是皇帝的腰杆。

    若当下国库殷实,百姓安居乐业。

    赵祯也会生出开疆扩土、收复燕云的念头。

    没有一个皇帝不想着完成大统一,行祖宗未竟之事,博得千古圣君之名。

    但前提是,要有足够的钱财支持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。

    夏竦、王拱辰等人也陆续上奏。

    他们称苏良的奏疏乃是齐州特例,其他州府若参照齐州,必然会造成内乱。

    此外,他们认为最严重的是,此举令士大夫官员与铜臭为伍,逆圣人教化,应当立即叫停。

    若官员都为铜臭奔走,则天下再无良官清官。

    赵祯明白,这些其实都是场面话。

    这些官员真正在乎的,是此例一开,士大夫官员们的地位与尊荣将会迅速下降。

    就像一座酒店的大掌柜。

    本来坐在柜台中悠哉悠哉地饮茶看账,突然让其肩头挂抹布,去门口热情迎客,还要弯腰擦桌子,脸面自然挂不住。

    一日间。

    赵祯便收到了三十多封奏疏。

    大多数京朝官们都站在了夏竦、王拱辰那方。

    这让赵祯不由得想起范仲淹在新政时,限制官员磨勘升迁,抑制恩荫制度时,官员们激愤的反对之声。

    当时,是在砸士大夫官员的饭碗。

    而今,则是让士大夫官员们没有那么轻松地吃这碗饭。

    赵祯突然有一种错觉,其喃喃道:“朕怎么感觉变法似乎又开始了!”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就在这时。

    王拱辰也写了一篇文章,名为:《良官论》。

    此文的核心为:良官者,有知有德,不被铜臭所误,爱民而非自贱。

    这篇文章,乃是为反驳欧阳修《官仆论》中所提的:官,民之仆也。

    王拱辰认为,欧阳修是在恭维百姓,沽名钓誉,良官是百姓的父母官,而非牛马。

    作为状元,他的文章还是非常具有蛊惑性的。

    并且,他自掏腰包,命人抄写了许多份散发在民间,引得百姓瞩目。

    一时间,汴京城的全民大讨论再次上演。

    有人认为——

    官员俸禄皆来自百姓税赋,理应做民之仆,而非高高在上。

    齐州发生的“知州坐官道,通判守驿馆”,实乃齐州百姓之幸事。

    也有人认为——

    大宋向来提倡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,官员是天下百姓的管理者,而非牛马。

    欧阳修之言,实乃沽名钓誉,恭维百姓,而齐州之策,更是哗众取宠的小伎俩而已。

    茶馆、酒楼的文人士子、商人走卒,甚至勾栏中搂着歌伎喝酒的纨绔公子们都在唾液横飞地议论着此事。

    甚至,出现了多起打斗事件。

    论气血、骨气,汴京的百姓比守卫汴京城的禁军都硬。

    其实,这就是一场百姓对官员权势的挑战。

    知州坐官道,通判守驿馆。让百姓们看到了原来士大夫官员还可以有另外一副模样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垂拱殿内。

    赵祯正望着三份奏疏发呆。

    一份来自范仲淹,一份来自富弼,还有一份来自曾经的太平宰相、被贬外任的晏殊晏同叔。

    范仲淹与富弼支持天下州府应学齐州之变。

    官员理应为俯首之栗米,为百姓之忧而忧,方为士大夫之责。

    范仲淹和富弼深知大宋财政之忧,且明白商贸繁荣将会对抑制土地兼并带来莫大益处,故而甚是支持。

    但晏殊的观点就有些悲观了。

    他认为,此事有违祖宗之制,势必引得士大夫官员的不满,且齐州之策未必适应天下,应慎重处理,免得官员们再次生出怨念。

    晏殊作为赵祯少年时的老师,教他最多的便是:守江山,慎重为先。

    这也导致赵祯做事从来都是思之再思,很少做出一意孤行的事情。

    但这一次,他不打算听从晏殊的意见。

    就在这时,杜衍与吴育在门外请见。

    二人的手里抱着数张奏疏,杜衍率先开口道:“官家,徐州、海州、扬州等八位知州上奏,请求习齐州招商之法,用于本州商贸!”

    “另外,海州知州已偷偷学起了齐州的招商之策,不过他去的不是官道,而是码头!”吴育有些哭笑不得地说道。

    “嗯?”

    赵祯不由得感到有些意外。

    汴京城的七成京官可都是反对齐州招商之策的。

    他翻过奏疏后,不由得瞬间明白了。

    这些人的目的简单而又直接。

    为了仕途。

    地方主官升迁,考察标准有很多,如劝课农桑、平决狱讼、官声好坏、赋税多少等。

    但是最硬的指标,便是税赋。

    一州之地,税赋高者,便是富州,升府的主要标准要是税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