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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恩的通牒_30
30
手持的烛火在夜晚的细雨中闪动，两列送葬者庄重地跟在六个人肩扛的白色棺材后面；公墓里的沙砾小径越来越湿，有几个人的脚下开始打滑。四名鼓手一边两个地跟在队伍两旁，用小军鼓为这场死亡行军敲出缓慢的节奏。鼓声老是怪兮兮地敲错鼓点，因为鼓手脚下常会意外地踩到石头，或是路旁黑乎乎的草丛中看不见的扁平墓碑。莫里斯·帕诺夫大惑不解地观看着这场奇怪的夜间葬礼，缓缓地摇了摇头；看到亚历山大·康克林跛着脚，绕过一座座墓碑朝他们碰头的地方走来，他不禁松了口气。
“看到他们了吗？”康克林问道。
“连影子都没有，”帕诺夫回答说，“我估计你的运气也不怎么样。”
“比你还糟。我给一个疯子缠住了。”
“怎么回事？”
“门房里亮着一盏灯，于是我就过去了，还以为大卫和玛莉会在那儿给我们留言。门房外头有个呆货老是往窗户里看，说他是看坟的，还问我要不要借他的电话用。”
“他的电话？”
“他说晚上打电话的费用不一样，因为离墓地最近的一个付费电话还得顺着路走十六公里。”
“真是个疯子。”帕诺夫也这么认为。
“我跟他解释说，我要找约好在这儿见面的一男一女，问他们是不是有留言。留言没有，电话倒有一个。打一次要两百法郎——简直是发神经。”
“看来我在巴黎开业看精神病会生意兴隆啊，”帕诺夫笑着说，“那他有没有碰巧看到一对男女在墓地里游荡？”
“我问了，他大点其头，说这样的人有十几对呢。说完他指了指那边的烛光游行，然后就回去继续盯他那扇该死的窗户去了。”
“顺便问一声，那游行到底是在搞什么？”
“这我也问了。那是个宗教派别，他们总是在晚上安葬死者。看坟的觉得他们可能是吉普赛人。他说这话时还在自己胸前划十字来着。”
“他们会变成一帮湿漉漉的吉普赛人。”雨下大了，帕诺夫翻起了衣领。
“天哪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”康克林喊了一声，转过头向后望去。
“没想到会下雨？”心理医生困惑地问道。
“不是，是门房那边半山腰上的那座大墓。当时就是在那地方！”
“在那儿你想——”帕诺夫没把话说完；他也用不着。
“他在那地方本可以把我杀掉，可他没下手。”康克林接过了这句话。“快点！”
两个美国人沿着砾石小径回到门房，又摸黑爬上了绿草茵茵的山丘，点缀在草丛中的白色墓碑在雨水冲刷下闪闪发亮。“慢点儿，”帕诺夫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，“你已经适应了那只并不存在的脚，可我这完好无缺的身体刚被药物强jiān过，还没恢复过来呢。”
“不好意思。”
“莫里斯！”山上的大理石柱廊底下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声。那是座大坟，简直就像是一座小小的陵墓；有个人站在柱子撑起的墓顶下面挥动着胳膊。
“玛莉？”帕诺夫大喊一声，冲到了康克林的前面。
“真行啊你！”康克林吼道。他跛着脚，踩着滑溜溜的湿草吃力地往上爬，“一听到女人的声音，你马上就把被强jiān的事抛在脑后了。你可得找个心理医生看看，假模假式的家伙！”
拥抱自不必说；一家人团聚了。帕诺夫和玛莉轻声说起了话，杰森·伯恩则把康克林拉到一旁，躲在窄窄的大理石墓顶底下，这会儿雨下得很急。在山下，刚才还擎着蜡烛的队伍中已看不到摇曳的烛火，送葬的人散去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还守在一座坟墓旁。“亚历山大，我不是特意要选在这里的，”伯恩说，“但底下有那么一大群人，我实在想不到其他地方了。”
“还记得门房和通向停车场的那条大路么？……当时你赢了。我打光了子弹，你完全可以把我的脑袋轰掉。”
“你错了。我还得再跟你说多少回？那时候我是不可能杀你的。答案全在你的眼睛里；即便我看得不算很清楚，我也知道那双眼里有什么。愤怒、困惑，但更主要的是困惑。”
“从来就没有人出于这种原因，放过一个想置自己于死地的家伙。”
“你要是记不起来，那它就是个原因。记忆也许会忘却，但那些碎片不会消失，——唉，对我来说它们就像……就像是跳动着的画面。这些画面总是时隐时现，但它们确实存在。”
康克林抬头看看伯恩，脸上挂着伤感的笑容，“‘跳动’的那一部分，”他说，“那是莫里斯爱用的词儿。给你剽窃来了。”
“也许吧，”伯恩说，两个人同时回过头向玛莉和帕诺夫望去，“知道吗，她这是在说我呢。”
“干吗不说？她担心你，莫里斯也一样。”
“我不知道还得让他们俩担多少心呢，真不愿去想这个。担心的人恐怕还有你。”
“你想跟我说什么，大卫？”
“就是这个。忘掉大卫。在这个时候、这个地方，大卫·韦伯并不存在。他只是我为了他妻子装扮出来的一个人，而且我装得还不像。我想让她回美国，回到她的孩子身边。”
“她的孩子？她不会这么干的。她到这儿来是要找你，而且她找到了。她记得十三年前巴黎的事，决不会离开你。当时要不是因为她，你今天就不可能活着站在这儿。”
“她是个障碍。她一定得走。我会想出法子的。”
康克林抬头看了看这个一度被称为“变色龙”的人，望着他冷冷的双眼轻声说：“你已经五十岁了，杰森。这可不是十三年前的巴黎，也不是更早的西贡时期。这是现在。你需要得到所有人的帮助。要是她觉得自己能起到某种帮助，最起码我是会相信她的。”
伯恩猛地低下头看着康克林，“谁相信什么，这得由我来决定。”
“老兄，你这话可有点极端。”
“你知道我的意思，”伯恩的声音柔和了一点，“我不想让香港发生过的事在这里重演。对你来说，这应该不成问题。”
“也许吧……嗨，咱们快离开这儿。我们的司机说埃佩尔农有一家乡村小餐馆，离这里大概十公里，我们可以到那儿去谈。有几件事我们得讨论讨论。”
“告诉我，”伯恩站着没动，“帕诺夫怎么来了？你干吗要带他一起来？”
“因为我要是不带上他，他以后给我打流感防疫针时就会加进士的宁。”
“见鬼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“就这个意思啊。他是咱们的一分子，这一点你比玛莉和我都更清楚。”
“他碰到了什么事，对不对？因为我，他碰到了一些事情。”
“事情已经结束，他也回来了。现在你知道这些就够啦。”
“是梅杜莎，对不对？”
“对。可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他已经回来了；他一切都好，只不过稍有点累而已。”
“稍有点……？离这儿十公里的一家乡村小餐馆，你们的司机是这么说的？”
“没错。他对巴黎和郊区的一切都了如指掌。”
“他是什么人？”
“他是个法国裔阿尔及利亚人，为中情局工作了许多年。查尔斯·卡塞特找他来给我们帮忙。他吃苦耐劳，又通晓巴黎的情况，凭着这两条可挣了不少钱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可以信任他。”
“我觉得这应该就够了。”
“就别‘觉得’了，接受现实吧。”
他们几个人坐在乡村小酒店靠里的卡座里。这家店外面搭着破旧的天棚，店堂里的长凳由硬松木制成，还供应非常可口的葡萄酒。店老板是个性格开朗、脸蛋红扑扑的大胖子，他自称店里烹调的菜肴令人叫绝；但因为大家谁也提不起胃口，伯恩为了让店主人开心，就先付了四道主菜的钱。这一招确实奏效。店老板送来了两大瓶好喝的普通餐酒和一瓶子矿泉水，然后就再没来打扰他们。
“好吧，莫里斯，”伯恩说，“你不告诉我出了什么事，也不肯说是谁干的；但你还是那个我们认识了十三年的医生，能照常工作、啰里啰嗦，说起话来嘴里就跟叼了只小鸡似的。我说的对不对啊？”
“说得没错，你这个从贝尔维尤精神病院逃出来的精神分裂症。假如你以为我是在逞英雄，那我可得跟你说个明白：我到这儿来，只是为了保护我医疗福利以外的那部分公民权。我最关心的人是可爱的玛莉；我想你也注意到了，她可是坐在我身边，没跟你坐在一起。一想到她做的肉糕，我简直都要流口水啦。”
“哦，我可是太喜欢你啦，莫里斯。”大卫·韦伯的妻子说着在帕诺夫的胳膊上拧了一把。
“我来瞧瞧有多喜欢。”医生回答说，还亲了亲她的脸颊。
“我也坐在这儿呢，”康克林说，“我的名字叫亚历山大，我有几件事要说，其中不包括肉糕……不过，玛莉，我得告诉你，我昨天还跟彼得·霍兰说，那肉糕实在是太棒了。”
“见鬼，干吗老说我做的肉糕？”
“关键是红调味汁。”帕诺夫插了一句。
“咱们能不能回到要谈的正题上来？”杰森·伯恩用单调的声音说。
“对不起，亲爱的。”
“我们要跟苏联人合作。”康克林语速很快，他一连串说个不停，没去管伯恩和玛莉立即作出的反应，“这没什么问题，我认识联络人。多年前我就认识他，但华盛顿并不知道这层关系。他叫克鲁普金，季米特里·克鲁普金。我跟莫里斯说过，收买他只要花五枚银币就够了。”
“给他三十一块，”伯恩插话说，“确保他站在我们这边。”
“我估计你会这么说。你的价码有没有上限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别这么着急，”玛莉说，“讨价还价的起点是多少？”
“咱们的经济师开口啦。”帕诺夫说着喝了口酒。
“考虑到他在巴黎克格勃分部的地位，我估计大概得五万。是美元。”
“先给他开三万五；他要是不干，就逐步提到七万五。当然了，如果有必要的话，最高可以加到十万。”
“看在上帝的分上，”伯恩压着嗓门喊道，“这件事可是关系到我们自己，是‘胡狼’。他要多少就给他多少！”
“收买得太容易，对方就很容易转向另一边，转而接受对手更高的价码。”
“她说得有道理吗？”伯恩盯着康克林问道。
“当然，通常会是这样。但在这件事上，对手开的价得相当于一座可开采的钻石矿才行。没有谁比苏联人更想把卡洛斯列入死亡名单。谁要是扛回了‘胡狼’的尸体，就会成为克里姆林宫的英雄。别忘了，他是在诺夫哥罗德受训的。莫斯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。”
“那就按她说的办，一定得把他收买过来。”伯恩说。
“我明白，”康克林往前一倾，转动着手里的水杯，“我今晚来给他打电话——双方都用付费电话——把事情敲定。然后我会安排明天的会面，也许是在巴黎城外的某个地方吃顿午饭。我们得尽早去，要赶在常客进店之前。”
“干吗不约在这里呢？”伯恩问道，“再没有比这家餐馆更偏僻的地方了。而且我还知道路怎么走。”
“有何不可？”康克林表示同意，“我去跟老板说。但会面时可不是咱们四个人，只有——杰森和我。”
“我就是这么想的，”伯恩冷冷地说，“玛莉不能扯进去。不能让任何人看见她，或是听到她的声音，清楚了吗？”
“大卫，你当真——”
“对，我没跟你说着玩。”
“我去那边陪着她，”帕诺夫赶忙插话说，“有没有肉糕吃啊？”他又加了一句，显然是想缓解紧张气氛。
“我住的地方没有厨房，不过那边有一家很不错的餐馆，可以吃到新鲜的鲑鱼。”
“人总不能占尽所有的好处啊。”心理医生叹道。
“我看你们应该在房间里吃饭。”伯恩这句话说得非常坚决。
“我才不要当囚犯呢，”玛莉紧紧盯着丈夫轻声说，“没人知道我们是谁，在什么地方。而且我觉
得，要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根本不露面，这反倒更引人注目；还不如像一个普普通通的法国女人那样过日子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。”
“她说得有道理，”康克林说，“如果卡洛斯撒开了网，举止异常的人可能就会引起注意。另外，帕诺夫这人还有点神经错乱——莫里斯，你干脆假装成医生之类的吧。谁也不会相信的，不过这么干能让你上点档次。人们通常是不会怀疑医生的，至于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。”
“忘恩负义的神经病。”帕诺夫嘟哝着说。
“咱们能不能继续谈正事？”伯恩生硬地说。
“你太无礼了，大卫。”
“我很不耐烦，行不行啊？”
“嗨，别激动，”康克林说，“咱们现在都很紧张，不过事情一定得说清楚。一旦克鲁普金加入，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追踪盖茨在波士顿告诉普里方丹的电话号码。”
“谁在哪儿告诉了啥？”莫名其妙的心理医生问道。
“莫里斯，这件事你不知道。普里方丹是一位遭到弹劾的法官，他无意中介入了‘胡狼’的一笔交易。长话短说，咱们这位法官的熟人跟他说了巴黎的一个电话号码，通过它可以联系到‘胡狼’，但这个号码和杰森已经掌握的号码并不相同。不过，这个熟人肯定联系过卡洛斯。他叫盖茨，是个律师。”
“伦道夫·盖茨？波士顿专为产业巨头打官司的那个法律天才？”
“正是此人。”
“神圣的基督啊——对不起，我不该这么说。我不是基督徒。见他的鬼，我什么都不是，但你得承认，这可是个惊人的消息。”
“让人大吃一惊。我们必须弄清巴黎的这个号码归谁所有。克鲁普金可以帮我们去查。我承认，这么做有点迂回曲折，但实在是没办法。”
“迂回曲折？”帕诺夫反问道，“你现在是不是还要摸出一个写着阿拉伯文字的魔方来？或者？那个叫普里方丹的法官、陪审团，还是什么来着，到底是何许人也？这名字听着就像是一种没几个年头的劣酒。”
“那个人可是上好的陈年佳酿，”玛莉插话说，“医生，你会喜欢他的。你要是去研究他恐怕得花上好几个月，因为他比咱们大多数人都聪明。尽管他碰到过酗酒、贪污、家庭破裂、身陷囹圄之类的倒霉事，他那非凡的智慧仍然一如往常。莫里斯，他真的是与众不同。像他那种类型的罪犯绝大多数都只会指天骂地，就是不责怪自己；可他却不是这样。他还保留着一份辛辣无比的幽默感。美国司法系统的人如果还有脑子的话——照司法部的样子来看恐怕够呛——他们就应该让他重新坐到法官的位子上……他去找‘胡狼’的人算账，首先是出于道义，因为他们想要我和孩子们的命。如果他顺带着还想赚点钱，那这些钱里的每一分都是他应得的，我一定要保证他如数拿到。”
“你说得很直截了当。你喜欢他。”
“我敬佩他，就跟对你和亚历山大一样。你们都为我们冒了那么多风险——”
“咱们能不能回到正题上来？”“变色龙”愤愤地说，“我感兴趣的不是过去，而是明天。”
“亲爱的，你不但很无礼，而且还非常忘恩负义。”
“随便你怎么说。我们说到哪儿了？”
“这会儿是普里方丹，”康克林看着伯恩尖刻地答道，“不过他也许起不到作用，因为他很可能会死在波士顿……明天我会从巴尔比宗的旅馆给你打电话，定好午餐的时间。就约在这里。开车回去时算一下时间，这样我们就有数了，不至于像没了伴的雪雁那样急得到处晃荡。还有，如果那个胖子吹嘘的‘烹调’名副其实，克鲁普金会吃得很开心，还会到处跟人说是他发现了这个馆子。”
“克鲁普金？”
“别紧张。我跟你说过，我们认识许多年了。”
“你就别再详细解释了，”帕诺夫补充说，“伊斯坦布尔、阿姆斯特丹的那些事没什么好听的。他们两个人就是一对小毛贼。”
“我们还是不听了，”玛莉说，“接着讲吧，亚历山大，明天怎么办？”
“莫里斯和我会乘出租车到你那里，然后你丈夫和我再开车回到这儿。我们吃完午饭给你打电话。”
手持的烛火在夜晚的细雨中闪动，两列送葬者庄重地跟在六个人肩扛的白色棺材后面；公墓里的沙砾小径越来越湿，有几个人的脚下开始打滑。四名鼓手一边两个地跟在队伍两旁，用小军鼓为这场死亡行军敲出缓慢的节奏。鼓声老是怪兮兮地敲错鼓点，因为鼓手脚下常会意外地踩到石头，或是路旁黑乎乎的草丛中看不见的扁平墓碑。莫里斯·帕诺夫大惑不解地观看着这场奇怪的夜间葬礼，缓缓地摇了摇头；看到亚历山大·康克林跛着脚，绕过一座座墓碑朝他们碰头的地方走来，他不禁松了口气。
“看到他们了吗？”康克林问道。
“连影子都没有，”帕诺夫回答说，“我估计你的运气也不怎么样。”
“比你还糟。我给一个疯子缠住了。”
“怎么回事？”
“门房里亮着一盏灯，于是我就过去了，还以为大卫和玛莉会在那儿给我们留言。门房外头有个呆货老是往窗户里看，说他是看坟的，还问我要不要借他的电话用。”
“他的电话？”
“他说晚上打电话的费用不一样，因为离墓地最近的一个付费电话还得顺着路走十六公里。”
“真是个疯子。”帕诺夫也这么认为。
“我跟他解释说，我要找约好在这儿见面的一男一女，问他们是不是有留言。留言没有，电话倒有一个。打一次要两百法郎——简直是发神经。”
“看来我在巴黎开业看精神病会生意兴隆啊，”帕诺夫笑着说，“那他有没有碰巧看到一对男女在墓地里游荡？”
“我问了，他大点其头，说这样的人有十几对呢。说完他指了指那边的烛光游行，然后就回去继续盯他那扇该死的窗户去了。”
“顺便问一声，那游行到底是在搞什么？”
“这我也问了。那是个宗教派别，他们总是在晚上安葬死者。看坟的觉得他们可能是吉普赛人。他说这话时还在自己胸前划十字来着。”
“他们会变成一帮湿漉漉的吉普赛人。”雨下大了，帕诺夫翻起了衣领。
“天哪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”康克林喊了一声，转过头向后望去。
“没想到会下雨？”心理医生困惑地问道。
“不是，是门房那边半山腰上的那座大墓。当时就是在那地方！”
“在那儿你想——”帕诺夫没把话说完；他也用不着。
“他在那地方本可以把我杀掉，可他没下手。”康克林接过了这句话。“快点！”
两个美国人沿着砾石小径回到门房，又摸黑爬上了绿草茵茵的山丘，点缀在草丛中的白色墓碑在雨水冲刷下闪闪发亮。“慢点儿，”帕诺夫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，“你已经适应了那只并不存在的脚，可我这完好无缺的身体刚被药物强jiān过，还没恢复过来呢。”
“不好意思。”
“莫里斯！”山上的大理石柱廊底下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声。那是座大坟，简直就像是一座小小的陵墓；有个人站在柱子撑起的墓顶下面挥动着胳膊。
“玛莉？”帕诺夫大喊一声，冲到了康克林的前面。
“真行啊你！”康克林吼道。他跛着脚，踩着滑溜溜的湿草吃力地往上爬，“一听到女人的声音，你马上就把被强jiān的事抛在脑后了。你可得找个心理医生看看，假模假式的家伙！”
拥抱自不必说；一家人团聚了。帕诺夫和玛莉轻声说起了话，杰森·伯恩则把康克林拉到一旁，躲在窄窄的大理石墓顶底下，这会儿雨下得很急。在山下，刚才还擎着蜡烛的队伍中已看不到摇曳的烛火，送葬的人散去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还守在一座坟墓旁。“亚历山大，我不是特意要选在这里的，”伯恩说，“但底下有那么一大群人，我实在想不到其他地方了。”
“还记得门房和通向停车场的那条大路么？……当时你赢了。我打光了子弹，你完全可以把我的脑袋轰掉。”
“你错了。我还得再跟你说多少回？那时候我是不可能杀你的。答案全在你的眼睛里；即便我看得不算很清楚，我也知道那双眼里有什么。愤怒、困惑，但更主要的是困惑。”
“从来就没有人出于这种原因，放过一个想置自己于死地的家伙。”
“你要是记不起来，那它就是个原因。记忆也许会忘却，但那些碎片不会消失，——唉，对我来说它们就像……就像是跳动着的画面。这些画面总是时隐时现，但它们确实存在。”
康克林抬头看看伯恩，脸上挂着伤感的笑容，“‘跳动’的那一部分，”他说，“那是莫里斯爱用的词儿。给你剽窃来了。”
“也许吧，”伯恩说，两个人同时回过头向玛莉和帕诺夫望去，“知道吗，她这是在说我呢。”
“干吗不说？她担心你，莫里斯也一样。”
“我不知道还得让他们俩担多少心呢，真不愿去想这个。担心的人恐怕还有你。”
“你想跟我说什么，大卫？”
“就是这个。忘掉大卫。在这个时候、这个地方，大卫·韦伯并不存在。他只是我为了他妻子装扮出来的一个人，而且我装得还不像。我想让她回美国，回到她的孩子身边。”
“她的孩子？她不会这么干的。她到这儿来是要找你，而且她找到了。她记得十三年前巴黎的事，决不会离开你。当时要不是因为她，你今天就不可能活着站在这儿。”
“她是个障碍。她一定得走。我会想出法子的。”
康克林抬头看了看这个一度被称为“变色龙”的人，望着他冷冷的双眼轻声说：“你已经五十岁了，杰森。这可不是十三年前的巴黎，也不是更早的西贡时期。这是现在。你需要得到所有人的帮助。要是她觉得自己能起到某种帮助，最起码我是会相信她的。”
伯恩猛地低下头看着康克林，“谁相信什么，这得由我来决定。”
“老兄，你这话可有点极端。”
“你知道我的意思，”伯恩的声音柔和了一点，“我不想让香港发生过的事在这里重演。对你来说，这应该不成问题。”
“也许吧……嗨，咱们快离开这儿。我们的司机说埃佩尔农有一家乡村小餐馆，离这里大概十公里，我们可以到那儿去谈。有几件事我们得讨论讨论。”
“告诉我，”伯恩站着没动，“帕诺夫怎么来了？你干吗要带他一起来？”
“因为我要是不带上他，他以后给我打流感防疫针时就会加进士的宁。”
“见鬼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“就这个意思啊。他是咱们的一分子，这一点你比玛莉和我都更清楚。”
“他碰到了什么事，对不对？因为我，他碰到了一些事情。”
“事情已经结束，他也回来了。现在你知道这些就够啦。”
“是梅杜莎，对不对？”
“对。可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他已经回来了；他一切都好，只不过稍有点累而已。”
“稍有点……？离这儿十公里的一家乡村小餐馆，你们的司机是这么说的？”
“没错。他对巴黎和郊区的一切都了如指掌。”
“他是什么人？”
“他是个法国裔阿尔及利亚人，为中情局工作了许多年。查尔斯·卡塞特找他来给我们帮忙。他吃苦耐劳，又通晓巴黎的情况，凭着这两条可挣了不少钱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可以信任他。”
“我觉得这应该就够了。”
“就别‘觉得’了，接受现实吧。”
他们几个人坐在乡村小酒店靠里的卡座里。这家店外面搭着破旧的天棚，店堂里的长凳由硬松木制成，还供应非常可口的葡萄酒。店老板是个性格开朗、脸蛋红扑扑的大胖子，他自称店里烹调的菜肴令人叫绝；但因为大家谁也提不起胃口，伯恩为了让店主人开心，就先付了四道主菜的钱。这一招确实奏效。店老板送来了两大瓶好喝的普通餐酒和一瓶子矿泉水，然后就再没来打扰他们。
“好吧，莫里斯，”伯恩说，“你不告诉我出了什么事，也不肯说是谁干的；但你还是那个我们认识了十三年的医生，能照常工作、啰里啰嗦，说起话来嘴里就跟叼了只小鸡似的。我说的对不对啊？”
“说得没错，你这个从贝尔维尤精神病院逃出来的精神分裂症。假如你以为我是在逞英雄，那我可得跟你说个明白：我到这儿来，只是为了保护我医疗福利以外的那部分公民权。我最关心的人是可爱的玛莉；我想你也注意到了，她可是坐在我身边，没跟你坐在一起。一想到她做的肉糕，我简直都要流口水啦。”
“哦，我可是太喜欢你啦，莫里斯。”大卫·韦伯的妻子说着在帕诺夫的胳膊上拧了一把。
“我来瞧瞧有多喜欢。”医生回答说，还亲了亲她的脸颊。
“我也坐在这儿呢，”康克林说，“我的名字叫亚历山大，我有几件事要说，其中不包括肉糕……不过，玛莉，我得告诉你，我昨天还跟彼得·霍兰说，那肉糕实在是太棒了。”
“见鬼，干吗老说我做的肉糕？”
“关键是红调味汁。”帕诺夫插了一句。
“咱们能不能回到要谈的正题上来？”杰森·伯恩用单调的声音说。
“对不起，亲爱的。”
“我们要跟苏联人合作。”康克林语速很快，他一连串说个不停，没去管伯恩和玛莉立即作出的反应，“这没什么问题，我认识联络人。多年前我就认识他，但华盛顿并不知道这层关系。他叫克鲁普金，季米特里·克鲁普金。我跟莫里斯说过，收买他只要花五枚银币就够了。”
“给他三十一块，”伯恩插话说，“确保他站在我们这边。”
“我估计你会这么说。你的价码有没有上限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别这么着急，”玛莉说，“讨价还价的起点是多少？”
“咱们的经济师开口啦。”帕诺夫说着喝了口酒。
“考虑到他在巴黎克格勃分部的地位，我估计大概得五万。是美元。”
“先给他开三万五；他要是不干，就逐步提到七万五。当然了，如果有必要的话，最高可以加到十万。”
“看在上帝的分上，”伯恩压着嗓门喊道，“这件事可是关系到我们自己，是‘胡狼’。他要多少就给他多少！”
“收买得太容易，对方就很容易转向另一边，转而接受对手更高的价码。”
“她说得有道理吗？”伯恩盯着康克林问道。
“当然，通常会是这样。但在这件事上，对手开的价得相当于一座可开采的钻石矿才行。没有谁比苏联人更想把卡洛斯列入死亡名单。谁要是扛回了‘胡狼’的尸体，就会成为克里姆林宫的英雄。别忘了，他是在诺夫哥罗德受训的。莫斯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。”
“那就按她说的办，一定得把他收买过来。”伯恩说。
“我明白，”康克林往前一倾，转动着手里的水杯，“我今晚来给他打电话——双方都用付费电话——把事情敲定。然后我会安排明天的会面，也许是在巴黎城外的某个地方吃顿午饭。我们得尽早去，要赶在常客进店之前。”
“干吗不约在这里呢？”伯恩问道，“再没有比这家餐馆更偏僻的地方了。而且我还知道路怎么走。”
“有何不可？”康克林表示同意，“我去跟老板说。但会面时可不是咱们四个人，只有——杰森和我。”
“我就是这么想的，”伯恩冷冷地说，“玛莉不能扯进去。不能让任何人看见她，或是听到她的声音，清楚了吗？”
“大卫，你当真——”
“对，我没跟你说着玩。”
“我去那边陪着她，”帕诺夫赶忙插话说，“有没有肉糕吃啊？”他又加了一句，显然是想缓解紧张气氛。
“我住的地方没有厨房，不过那边有一家很不错的餐馆，可以吃到新鲜的鲑鱼。”
“人总不能占尽所有的好处啊。”心理医生叹道。
“我看你们应该在房间里吃饭。”伯恩这句话说得非常坚决。
“我才不要当囚犯呢，”玛莉紧紧盯着丈夫轻声说，“没人知道我们是谁，在什么地方。而且我觉
得，要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根本不露面，这反倒更引人注目；还不如像一个普普通通的法国女人那样过日子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。”
“她说得有道理，”康克林说，“如果卡洛斯撒开了网，举止异常的人可能就会引起注意。另外，帕诺夫这人还有点神经错乱——莫里斯，你干脆假装成医生之类的吧。谁也不会相信的，不过这么干能让你上点档次。人们通常是不会怀疑医生的，至于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。”
“忘恩负义的神经病。”帕诺夫嘟哝着说。
“咱们能不能继续谈正事？”伯恩生硬地说。
“你太无礼了，大卫。”
“我很不耐烦，行不行啊？”
“嗨，别激动，”康克林说，“咱们现在都很紧张，不过事情一定得说清楚。一旦克鲁普金加入，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追踪盖茨在波士顿告诉普里方丹的电话号码。”
“谁在哪儿告诉了啥？”莫名其妙的心理医生问道。
“莫里斯，这件事你不知道。普里方丹是一位遭到弹劾的法官，他无意中介入了‘胡狼’的一笔交易。长话短说，咱们这位法官的熟人跟他说了巴黎的一个电话号码，通过它可以联系到‘胡狼’，但这个号码和杰森已经掌握的号码并不相同。不过，这个熟人肯定联系过卡洛斯。他叫盖茨，是个律师。”
“伦道夫·盖茨？波士顿专为产业巨头打官司的那个法律天才？”
“正是此人。”
“神圣的基督啊——对不起，我不该这么说。我不是基督徒。见他的鬼，我什么都不是，但你得承认，这可是个惊人的消息。”
“让人大吃一惊。我们必须弄清巴黎的这个号码归谁所有。克鲁普金可以帮我们去查。我承认，这么做有点迂回曲折，但实在是没办法。”
“迂回曲折？”帕诺夫反问道，“你现在是不是还要摸出一个写着阿拉伯文字的魔方来？或者？那个叫普里方丹的法官、陪审团，还是什么来着，到底是何许人也？这名字听着就像是一种没几个年头的劣酒。”
“那个人可是上好的陈年佳酿，”玛莉插话说，“医生，你会喜欢他的。你要是去研究他恐怕得花上好几个月，因为他比咱们大多数人都聪明。尽管他碰到过酗酒、贪污、家庭破裂、身陷囹圄之类的倒霉事，他那非凡的智慧仍然一如往常。莫里斯，他真的是与众不同。像他那种类型的罪犯绝大多数都只会指天骂地，就是不责怪自己；可他却不是这样。他还保留着一份辛辣无比的幽默感。美国司法系统的人如果还有脑子的话——照司法部的样子来看恐怕够呛——他们就应该让他重新坐到法官的位子上……他去找‘胡狼’的人算账，首先是出于道义，因为他们想要我和孩子们的命。如果他顺带着还想赚点钱，那这些钱里的每一分都是他应得的，我一定要保证他如数拿到。”
“你说得很直截了当。你喜欢他。”
“我敬佩他，就跟对你和亚历山大一样。你们都为我们冒了那么多风险——”
“咱们能不能回到正题上来？”“变色龙”愤愤地说，“我感兴趣的不是过去，而是明天。”
“亲爱的，你不但很无礼，而且还非常忘恩负义。”
“随便你怎么说。我们说到哪儿了？”
“这会儿是普里方丹，”康克林看着伯恩尖刻地答道，“不过他也许起不到作用，因为他很可能会死在波士顿……明天我会从巴尔比宗的旅馆给你打电话，定好午餐的时间。就约在这里。开车回去时算一下时间，这样我们就有数了，不至于像没了伴的雪雁那样急得到处晃荡。还有，如果那个胖子吹嘘的‘烹调’名副其实，克鲁普金会吃得很开心，还会到处跟人说是他发现了这个馆子。”
“克鲁普金？”
“别紧张。我跟你说过，我们认识许多年了。”
“你就别再详细解释了，”帕诺夫补充说，“伊斯坦布尔、阿姆斯特丹的那些事没什么好听的。他们两个人就是一对小毛贼。”
“我们还是不听了，”玛莉说，“接着讲吧，亚历山大，明天怎么办？”
“莫里斯和我会乘出租车到你那里，然后你丈夫和我再开车回到这儿。我们吃完午饭给你打电话。”